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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杨柏大峡谷的尽头，在山西与河南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自然村叫后龛村，原先属于杨柏乡，撤乡并镇后现隶属于河北镇，这个村子如今只剩了一个村民。
后龛村唯一的村民叫赵年荣，六十多岁，因腿部残疾终身未娶，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去年老母亲去世，剩了他一人靠政府的救济过活。
在公路的两边，一边是原村委的行政办公场所，一边曾是各类小卖部，如今人去屋空，冷冷清清。墙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依旧醒目。村务公开栏里张贴着一个村民因擅自点火被责令写的检查依旧清晰可辨。卫生所的招贴很醒目，门口有中国移动的广告。想必当年这里曾是后龛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应该是方圆一带最热闹的地方。如今，所有的房屋全部被废弃了，人去屋空，四周一片岑寂荒凉。
一只乌鸦沉着地落在木质的电线杆上，呱呱地叫了几声，看到我的举起镜头，扑闪着翅膀飞走了。
家族是在历史长河中漂流的船只，船上的乘客就是一家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堂兄堂弟、伯父伯母、表哥表嫂是一个家族的不可或缺的成员。家族是社会的自然形态，是合情合理合乎自然大道的存在形式，因此从前移民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地移，于是才会有高家沟、李家村、张家峁。如今村民们搬迁去到哪里谁也说不清了，各家族的后裔们就此彻底打散。民间的族谱家谱大都销毁，姓氏庙号大多无据可查，乡村的宗祠家庙也基本消失，加之独生子女等因素，关于“家族”的“族”也正在或已经解体，以后的社会也许会有“家”无“族”，与“家族”相关的传统文化将因此彻底丢失。
说不清楚全国有多少农村的青壮年涌向了城市渐渐成为了城市居民，又有多少农村的儿童从上学那天起，就不可能再回到祖先们生活过的故乡。他们选择的道路，无一不是上大学、读中专，或者做保安、做清洁工、摆地摊、当保姆，最终留在城市做一名城里人。农民的后代选择做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人选择继续当农民。
来到了赵年荣家，只见摇摇欲坠的房屋破败到几乎只剩了间架。满院子疯长着荒草，荒草中立着一个锅状的电视接收天线。赵年荣家里有邻村一位孤寡老人来串门，场面比我想象的要热闹一点。两位老人抽着烟，满屋里烟气腾腾。
赵年荣的家有一个小炕、一张旧木床、一只画着油漆画的箱子，中间的八仙桌上摆着一台12英寸的电视机，八仙桌两边是两只旧木椅，赵年荣就坐在木椅上。
紧靠炕的一头，有一灶石头砌的火炉，炉台上放着一碗黄澄澄的小米，火炉里烧着劈柴，火势正旺，红红的火苗窜上蹿下，冒着一股木柴的香气。灶旁残破的土墙上挂着些常用的瓢勺锅铲。老人正在煮饭，揭开锅盖看了看，锅里煮着半锅土豆。土豆熬小米稠粥，是赵年荣的午饭，他说这锅饭要吃两三顿。
赵年荣告诉我们说，电视是政府送给他的，去年过年乡上还送来一条棉被。他用手比画着：“棉被有这么厚。共产党好啊，共产党对我好。”
赵年荣双腿残疾，身边没有人照顾，有亲姊妹，但不在身边，有时候也过来看看。他说姊妹们看重的是政府补贴给他的那点钱，对他本人并不关心。老人说：“她们想要我的钱，我就是不给。”
从赵年荣的院子里走出来，在大峡谷的拐弯处，有一口天然水井，其实那是一个山泉的泉眼，这个泉眼的水旱不减涝不增。赵年荣拖着一条残疾的腿，每日要到这眼井上来取水。
拐过去，与赵年荣的房子相对的地方，有一座废墟，废墟边上巨大的核桃树遮天蔽日，四周散种着一些其他叫不上名字的树。那份韵致正是陶渊明《归田园居》一诗中的情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只是不见了“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石头垒砌的废墟在斜阳下默默伫立着，赭红色的墙体，有一种颓井残垣的美。想象这里劳作一天的人们，曾经在夏天的晚上，头顶一轮明月，聚集在核桃树下，端着大海碗，家长里短，笑语喧喧……村村通电了，也通路了，只是没有人了。
